今年《商業周刋》的「一個台灣，兩個世界」關懷系列，與金馬獎導演楊力州合作，紀錄一個自殺家庭，如何用愛與原諒，重新理解生命。
文/成章瑜--全文引自《商業周刋》
這是一個巨大傷痛的故事。一開始拿起攝影機，我一直告訴自己，必須勇敢，勇敢不等於殘忍，因為唯有勇敢不讓情緒氾濫或發洩出去，我才有辦法拍到生命的原?。
這裡，有雲有樹有透徹的陽光，但是每到下午，霧就來了。那個讓空間美麗的雲霧，美麗反而讓你其實看不清楚這個區域，也看不清楚這些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這些人，為什麼？
生命就跟他們住的地方一樣，有雲霧起落，我們只能在雲霧散掉的那一剎那，短短的那個時間，拍攝下他們(編按:指水蜜桃阿嬤和七個孫子)的容貌，記錄下他的聲音。他們也只能在面對自己生命的雲霧稍稍散掉的那一剎那，陽光出來的那一剎那，趕快去釐清自己該怎麼做。
我相信一個人要結束自己的生命，一定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。而那些自殺的人(編按:指水蜜桃阿嬤的子媳及女婿)，可能是在雲霧還圍繞中，就做了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，他沒有等到霧散開，陽光射進來，給他一點點的希望。
這是我們在拍攝期間，最深的感受。
今年農曆過年前的五天，我第一次見到了這個家庭。當我一開始拿攝影機，我覺得我必須冷靜，因為我如果跟著情緒起伏的話，我沒有辦法在一個距離去觀看這件事，去釐清楚，我一定要清楚的去呈現出為什麼。我第一個念頭，為什麼這些大人會做這樣的決定?第二個我想知道的是，這些小孩在失去父母之後，小孩在巨大悲痛之後如何走過來，自我療癒是怎麼做的?有沒有什麼缺乏的部份，是不是有更專業的力量必須進來讓這個自癒的時間縮短，或讓自癒的期間不要有意外發生？
他們的勇敢：用犀利的語言，相互扶持
雖然，我很理智的去尋覓為什麼走的人為何要做此決定，但拍攝過程下來，那個為什麼其實是益發的模糊，當我們會憤怒去指責自殺者你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，可是相對而言，對自殺者是背負著巨大巨大的痛苦的。拍攝後來我突然發現，我是沒有能力超越生命微妙跟最深層的本質的，我就算再冷靜，鏡頭再準確，我都沒有辦法探知人性或生命，就那個像雲霧一樣的不可測。
反而在第二個部份去記錄這些小孩長大的過程，他們怎麼去面對，而且是很勇敢的面對，他們相當勇敢，那這個部份我得到好多，而且是滿滿的。
他們可能會選擇用相當直接地去點醒他自己的姊妹或兄弟，比如說小潔、小涵他平常不講話，但一開口就是燒碳自殺、他想不開啊，那麼準確的語彙，去點醒還在夢境跟真實分不清楚的小如的哭泣世界。
透過這樣很純粹的觀察，反而看到這些小孩在長大的過程是異常的辛苦，更讓我們覺得不捨，當攝影機架在那邊，當這個小女孩哭的時候，我們似乎只知道應該輕拍她的肩膀，跟她說：不要哭呀!可是他不過大他兩三歲的姊姊，會用一種最直接的方法告訴他妹妹認清事實。
人的勇氣其實在這些小孩之下，我們面對事實的能力沒有他們這樣清晰或果決。也有可能是他們想要迅速的跟這個不愉快的記憶做告別。即使是很犀利的語言，其實都是一種扶持。我們影片裡有一段是，大姐小涵過完生日後，把最小的小豹叫來，然後突然給他一個過肩摔，說：你要乖喔，我們在旁邊看都覺得很詫異。
半年的拍攝，看到這些小孩子，有很大的自癒力量與能力，這讓我感動。這部片其實整部片滿滿都是愛，最明顯的就是阿嬤對孫子的愛，阿嬤對兒子的愛與不捨，小孩子對阿嬤的愛，整部片都是愛跟原諒。
事發快一年了，孩子只有原諒他們的父母，路才能繼續走；阿嬤只有原諒自己的小孩，路才能繼續走。小涵雖然說你為什麼要自殺？是不是不愛我們了？她知道爸媽是愛她的，可是她不理解，就像我們不理解，就像我們拿攝影機準備進去裡面去探知為什麼的時候，我們最後還是不理解，小孩子也不理解，可是在這不理解的狀態下，只有一件事能做就是原諒，原諒變成讓這個悲傷能夠結束，才具有更往前走的力量。
他們的悲傷：藏在失神的發呆、暴力背後
影片最後要傳達的是勿為逝者傷悲，請為生者流淚。我帶著為什麼來拍，拍完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探詢為什麼的過程中，我看到生者的淚水、情緒、不捨，我全都看到了，所有的哭泣，甚至一個失神的發呆，甚至一個暴力的行為，都是因為逝者這件事情所產生的影響。
他們的希望：一個爽朗笑聲的阿嬤
這些影響讓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相當的不安。我們擔心憤怒的孩子，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暴力，我們也擔心那個常常哭泣的小女孩，以後會不會是第一個離開家庭而不再回來的人。
我們不僅在記錄當下，我們的眼光已經不再關注，他們需不需要一包米，需不需要上學的錢，我們不只在當下去擁抱他們，甚至開始看到他們可能未來的各種可能，在還來得及的狀態底下，就像他們唱的《泥娃娃》這首歌「我做他爸爸，我做他媽媽」，去當他的爸爸媽媽，去補那個缺洞。
這個影片我很刻意要讓阿嬤、小孩的臉孔很清楚，導演退到最後面，我去把故事結構起來就好了，讓他們自己的臉孔、自己的語言去說他們自己的故事。連配樂都很節制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看到生命的原相。
故事的主角阿嬤，她總會在講到一些悲傷或擔憂時，給自己一個爽朗的笑聲，我覺得那個東西很棒耶！關於這樣一個悲傷故事，我們不知不覺掉下去的時候，往往都是阿嬤把我們拉起來，她很健康。我們必須這麼說，可能在另外一個山頭或另外一個城市裡面，類似遭遇的小孩的阿嬤，都還在巨大的悲痛中。
這是不幸的故事，但是有幸的是她有一個會把笑容掛在臉上的阿嬤，我覺得這些小孩在不幸的底下，還好有阿嬤！
拍紀錄片最有趣的，就是透過拍攝，去參與一個生命。可是這部片特別不同的是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自殺留下來的小孩，這在我們的生命經驗是零，在這個零的狀況底下，很多事情，我們沒有辦法理解。
我也意識到生命這件事情，是如此個體被存在，比如說阿嬤的兒子選擇自殺，他高度影響到阿嬤，影響到他的小孩。他用他自己理解生命跟處理生命的方式，去處理自己生命，但生者的命運呢?
這次影片，我避免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我們的配樂、剪接後製，主動要求說要去山上，他們覺得這不是一個case，這是一個關於人家生命故事，而且這麼這麼深沈的，所以他們決定上山看一看。
很多媒體其實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很多所謂弱勢關懷新聞或是深入報導，他可以很簡單的邏輯出，套餐A套餐B套餐C，套餐式的把它放進來，反正都是這麼去處理的。
對剪接師雞媽而言，他的世界絕對不是山上的世界。配樂黑麻吉也是，他覺得他必須去理解，他們說話的脈絡，說話的節奏，講話的速度，阿嬤的性格，這個會跟他做配樂安排節拍會有關連的。他們都一起來感受在雲端上面這個家的空氣的味道。
陪伴我半年的，當然還有最佳拍檔攝影阿東和收音小毛和製片小倩。每次我們上山，孩子第一句就是小毛來了!阿東不上山，就覺得生活好像少了什麼。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收穫就是陪伴孩子，而不只是拍片。
半年了，我們現在已經是阿嬤第八、九、十…個孫子，每次下山，阿嬤總是問我什麼時候回來，她用回來呀!她已經認為我們是她的家人，這是最大最大的滿足，已經和影片好壞無關。
楊力州小檔案
出生:民國58年
學歷:輔大應用美術系畢業
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
代表作品:
1999 我愛(080)
2003 金鐘獎非戲劇導演獎「新宿驛，東口以東」
2006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「奇蹟的夏天」
文/成章瑜--全文引自《商業周刋》
這是一個巨大傷痛的故事。一開始拿起攝影機，我一直告訴自己，必須勇敢，勇敢不等於殘忍，因為唯有勇敢不讓情緒氾濫或發洩出去，我才有辦法拍到生命的原?。
這裡，有雲有樹有透徹的陽光，但是每到下午，霧就來了。那個讓空間美麗的雲霧，美麗反而讓你其實看不清楚這個區域，也看不清楚這些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這些人，為什麼？
生命就跟他們住的地方一樣，有雲霧起落，我們只能在雲霧散掉的那一剎那，短短的那個時間，拍攝下他們(編按:指水蜜桃阿嬤和七個孫子)的容貌，記錄下他的聲音。他們也只能在面對自己生命的雲霧稍稍散掉的那一剎那，陽光出來的那一剎那，趕快去釐清自己該怎麼做。
我相信一個人要結束自己的生命，一定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。而那些自殺的人(編按:指水蜜桃阿嬤的子媳及女婿)，可能是在雲霧還圍繞中，就做了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，他沒有等到霧散開，陽光射進來，給他一點點的希望。
這是我們在拍攝期間，最深的感受。
今年農曆過年前的五天，我第一次見到了這個家庭。當我一開始拿攝影機，我覺得我必須冷靜，因為我如果跟著情緒起伏的話，我沒有辦法在一個距離去觀看這件事，去釐清楚，我一定要清楚的去呈現出為什麼。我第一個念頭，為什麼這些大人會做這樣的決定?第二個我想知道的是，這些小孩在失去父母之後，小孩在巨大悲痛之後如何走過來，自我療癒是怎麼做的?有沒有什麼缺乏的部份，是不是有更專業的力量必須進來讓這個自癒的時間縮短，或讓自癒的期間不要有意外發生？
他們的勇敢：用犀利的語言，相互扶持
雖然，我很理智的去尋覓為什麼走的人為何要做此決定，但拍攝過程下來，那個為什麼其實是益發的模糊，當我們會憤怒去指責自殺者你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，可是相對而言，對自殺者是背負著巨大巨大的痛苦的。拍攝後來我突然發現，我是沒有能力超越生命微妙跟最深層的本質的，我就算再冷靜，鏡頭再準確，我都沒有辦法探知人性或生命，就那個像雲霧一樣的不可測。
反而在第二個部份去記錄這些小孩長大的過程，他們怎麼去面對，而且是很勇敢的面對，他們相當勇敢，那這個部份我得到好多，而且是滿滿的。
他們可能會選擇用相當直接地去點醒他自己的姊妹或兄弟，比如說小潔、小涵他平常不講話，但一開口就是燒碳自殺、他想不開啊，那麼準確的語彙，去點醒還在夢境跟真實分不清楚的小如的哭泣世界。
透過這樣很純粹的觀察，反而看到這些小孩在長大的過程是異常的辛苦，更讓我們覺得不捨，當攝影機架在那邊，當這個小女孩哭的時候，我們似乎只知道應該輕拍她的肩膀，跟她說：不要哭呀!可是他不過大他兩三歲的姊姊，會用一種最直接的方法告訴他妹妹認清事實。
人的勇氣其實在這些小孩之下，我們面對事實的能力沒有他們這樣清晰或果決。也有可能是他們想要迅速的跟這個不愉快的記憶做告別。即使是很犀利的語言，其實都是一種扶持。我們影片裡有一段是，大姐小涵過完生日後，把最小的小豹叫來，然後突然給他一個過肩摔，說：你要乖喔，我們在旁邊看都覺得很詫異。
半年的拍攝，看到這些小孩子，有很大的自癒力量與能力，這讓我感動。這部片其實整部片滿滿都是愛，最明顯的就是阿嬤對孫子的愛，阿嬤對兒子的愛與不捨，小孩子對阿嬤的愛，整部片都是愛跟原諒。
事發快一年了，孩子只有原諒他們的父母，路才能繼續走；阿嬤只有原諒自己的小孩，路才能繼續走。小涵雖然說你為什麼要自殺？是不是不愛我們了？她知道爸媽是愛她的，可是她不理解，就像我們不理解，就像我們拿攝影機準備進去裡面去探知為什麼的時候，我們最後還是不理解，小孩子也不理解，可是在這不理解的狀態下，只有一件事能做就是原諒，原諒變成讓這個悲傷能夠結束，才具有更往前走的力量。
他們的悲傷：藏在失神的發呆、暴力背後
影片最後要傳達的是勿為逝者傷悲，請為生者流淚。我帶著為什麼來拍，拍完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探詢為什麼的過程中，我看到生者的淚水、情緒、不捨，我全都看到了，所有的哭泣，甚至一個失神的發呆，甚至一個暴力的行為，都是因為逝者這件事情所產生的影響。
他們的希望：一個爽朗笑聲的阿嬤
這些影響讓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相當的不安。我們擔心憤怒的孩子，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暴力，我們也擔心那個常常哭泣的小女孩，以後會不會是第一個離開家庭而不再回來的人。
我們不僅在記錄當下，我們的眼光已經不再關注，他們需不需要一包米，需不需要上學的錢，我們不只在當下去擁抱他們，甚至開始看到他們可能未來的各種可能，在還來得及的狀態底下，就像他們唱的《泥娃娃》這首歌「我做他爸爸，我做他媽媽」，去當他的爸爸媽媽，去補那個缺洞。
這個影片我很刻意要讓阿嬤、小孩的臉孔很清楚，導演退到最後面，我去把故事結構起來就好了，讓他們自己的臉孔、自己的語言去說他們自己的故事。連配樂都很節制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看到生命的原相。
故事的主角阿嬤，她總會在講到一些悲傷或擔憂時，給自己一個爽朗的笑聲，我覺得那個東西很棒耶！關於這樣一個悲傷故事，我們不知不覺掉下去的時候，往往都是阿嬤把我們拉起來，她很健康。我們必須這麼說，可能在另外一個山頭或另外一個城市裡面，類似遭遇的小孩的阿嬤，都還在巨大的悲痛中。
這是不幸的故事，但是有幸的是她有一個會把笑容掛在臉上的阿嬤，我覺得這些小孩在不幸的底下，還好有阿嬤！
拍紀錄片最有趣的，就是透過拍攝，去參與一個生命。可是這部片特別不同的是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自殺留下來的小孩，這在我們的生命經驗是零，在這個零的狀況底下，很多事情，我們沒有辦法理解。
我也意識到生命這件事情，是如此個體被存在，比如說阿嬤的兒子選擇自殺，他高度影響到阿嬤，影響到他的小孩。他用他自己理解生命跟處理生命的方式，去處理自己生命，但生者的命運呢?
這次影片，我避免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我們的配樂、剪接後製，主動要求說要去山上，他們覺得這不是一個case，這是一個關於人家生命故事，而且這麼這麼深沈的，所以他們決定上山看一看。
很多媒體其實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很多所謂弱勢關懷新聞或是深入報導，他可以很簡單的邏輯出，套餐A套餐B套餐C，套餐式的把它放進來，反正都是這麼去處理的。
對剪接師雞媽而言，他的世界絕對不是山上的世界。配樂黑麻吉也是，他覺得他必須去理解，他們說話的脈絡，說話的節奏，講話的速度，阿嬤的性格，這個會跟他做配樂安排節拍會有關連的。他們都一起來感受在雲端上面這個家的空氣的味道。
陪伴我半年的，當然還有最佳拍檔攝影阿東和收音小毛和製片小倩。每次我們上山，孩子第一句就是小毛來了!阿東不上山，就覺得生活好像少了什麼。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收穫就是陪伴孩子，而不只是拍片。
半年了，我們現在已經是阿嬤第八、九、十…個孫子，每次下山，阿嬤總是問我什麼時候回來，她用回來呀!她已經認為我們是她的家人，這是最大最大的滿足，已經和影片好壞無關。
楊力州小檔案
出生:民國58年
學歷:輔大應用美術系畢業
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
代表作品:
1999 我愛(080)
2003 金鐘獎非戲劇導演獎「新宿驛，東口以東」
2006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「奇蹟的夏天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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