價值觀崩潰 十歲就輕生
去年，每二小時二分鐘就有一人輕生，有四十一萬人曾做出結束生命的行為，自殺，就像你我的鄰居，環繞在身邊……
文●成章瑜--全文引自《商業周刊》
舞台上，獨舞者在空椅上來回穿梭，爭不完的椅子，搶不完的位子，爭執、焦躁、不安、不斷衝突的自我，對應著財富、名利、權勢的喘息聲，心力交瘁…，這是已故編舞家羅曼菲的作品《心之安放》。
不管你看見還是看不見，事情就這樣一直發生。
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在二月時曾推估，民國九十五年，台灣自殺死亡人數飆至四千三百一十三人（編按：最新數據截至六月十日截稿尚未更新），創下五十年新高，也讓台灣的死亡率擠進世界前十五名（編按：係與世界衛生組織公布之數據做比較）。四千三百一十三人死亡的意義，約當7-Eleven遍布於台灣的密度。如果換算以天為單位，等於每天有十二人自殺，等於每二小時二分鐘就有一人輕生，是十年前的二．三倍。
你可能也完全沒有想到，去年一年，台灣有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個民眾曾想過結束生命，有四十一萬六千人確實出現結束生命之行為，其中有十三萬人有兩次以上結束生命的行為，這是國內的精神健康基金會二月七日發表的「二○○六國人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」。
暢銷書作家王文華就在廣播節目中說著，他怎麼樣也沒想到，自己建國中學的那一班，竟然已有三人自殺身亡。主管社會福利政策的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林萬億，打開袖口比畫著，自己的學生手上竟然有十七條刀痕。「台灣人的精神狀態，真的生病了，」台大精神科醫師胡海國說。
心靈匱乏：找不到生命著力點，
自殺成青年族群第二大死因
「台灣正從新貧（new poor），卡債卡奴的近貧（near poor），走到更危險的心貧（heart poor）族，」林萬億說。社會缺乏共識，人心就無所依附，很多人都找不到生命的著力點。
高自殺率數字背後其實隱藏著更大的危機。前年自殺數字產生關鍵的變化——過去幾年自殺人數多在三千人以下，但民國九十四年突破四千人。而且，數字顯示有自殺低齡化現象。以九十四年為例，每一．四天就有一個青少年自殺，自殺位居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族群十大死因第二位；而每十萬人口即有七個青少年自殺身亡。同時，國內已出現多起十歲兒童自殺案例。翻開報紙，父母攜子全家自殺的案件讓人怵目驚心，這也是在國外絕少發生的案型，意謂著對社會支持系統的某種絕望。
民國八十一年台灣股市大崩盤，民國八十四年隨後經濟成長率與自殺死亡率隨即出現「死亡交叉」。自此，經濟成長率一路震盪下滑，民國九十年甚至出現了二．一七％的負成長；自殺死亡率則一路狂飆，至今未息。政大心理系教授許文耀發現，台灣的自殺死亡率是十萬分之十八．八，已逼近國際自殺率紅燈警戒區二十，「目前真的很危險，」他說。
經濟失衡：M型社會兩端
在絕望與欲望中掙扎
「我很憂鬱，已經是這個年代最流行的代名詞，」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說。
金錢遊戲留下了社會失序大問號，進入M型社會，經濟失衡的狀態會更嚴重。貧富差距拉大，靠經濟解決問題的能力降低。其實從最近幾個自殺數字即可看出端倪：
M型左端：攜子自殺的家庭比率增加，這種型態是新貧、近貧加上心貧的全組合，也代表著某種對社會的絕望。
M型右端：社會變遷、資訊爆炸、職場壓力大增，臨床上發現屬於菁英型的自殺案例增加，要求高、欲望大，很多人過不了自己生命困境的那一關。
值得重視的是，「兩年前，九○％至九五％的自殺案例都有憂鬱症或躁鬱症的病史，但現在的案例，是媽媽帶著孩子跳河、全家燒炭自殺，這些顯示台灣社會出了大問題，」心理諮商師，也是淡江大學教育心理系教授呂旭亞說。
「問問你自己，你有多久沒有回家了，有多久沒有打電話給你的親人？」胡海國說。
情感斷裂：社會孤鳥紛飛，
從自我疏離變成人際疏離
除了經濟因素外，根據自殺防治中心的統計，自殺成因中，經濟因素雖是主因之一，但有超過三成的人是因為情感因素，顯示台灣人際網絡出現嚴重斷裂。
台灣都市化越極致，社會孤鳥越多。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，很多人在網路上on line（連線），卻在情感上off line（斷線）」王文華說。「每一個自我，都驚懼於人際關係的痛苦，因為充滿不對稱性及不安定性。我可以對人家不好，但人家不可以對我不好，」自殺防治協會秘書長林昆輝分�R。
自我疏離，變成人際疏離，人心極度沒有關聯。「人生不能只吃一頓生存的飯，」許文耀說。人不只要生存，也要懂得生活和生命是怎麼一回事。「生存，了不起只能安頓；生活，最多只能求安適，但唯有懂得活在生命的現場，人才能真正安定，」他說。
似乎，台灣大多數的人都忘了生命是怎麼一回事。台灣目前的景象是，林萬億形容，就像洩了氣的氣球：「幫助別人沒有熱忱，對社會也沒有很多的承諾。」
陰霾擴散：憂鬱症患者六年增三倍
一人自殺，六人受影響
也許你會問，自殺關我什麼事？根據自殺學之父愛德溫．史納曼（Edwin S. Shneidman）的估計，每一人自殺死亡，估計至少就會影響六個自殺者親友，「因為自殺是會模仿學習的，」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生死所教授林綺雲說。
自殺從來沒有離你我這麼近，四千三百一十三人死亡，意謂著「自殺」已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朋友。「自殺發生時，人與人的複雜關係、緊密關係顯得格外明顯，自殺會擴及及延伸至家庭和更大的社群，不但會引起立即的波動，甚至影響好幾世代，」史納曼說。
通常自殺遺族或周邊的人，會出現五種心理情境：震驚否定、討價還價、憤怒、沮喪、接受。許多人會說，忘了這件事，往前走，「但我們大多無法往前走，我們需要把心裡的話說出來，需要徹底經歷這一切，才能真正走出來，」史納曼說。作家黃春明的兒子黃國峻，曾是才華洋溢的作家，卻在二○○三年，三十歲的時候自殺，提起往事，黃春明依然說不出話來⋯⋯。
電影《末代武士》中，日本天皇問湯姆．克魯斯，「勝元武士是怎麼死的？」湯姆．克魯斯回答，我不能告訴你他是怎麼死的，但我可以告訴你，他是「how to live（如何活的）」。
「今天，此時此刻，甚至這些年，我們到底怎麼活著？」連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江弘基也疑惑的問。台灣憂鬱症，六年間激增三倍，有一百九十萬人飽受憂鬱症之苦。根據兒福聯盟公布的「媽媽辛苦指數調查」，亦發現五成六的媽媽認為自己的辛苦達到「過量級」，三成四的高風險家庭媽媽想自殺。台灣的離婚率，二十年來也成長了兩倍。
強迫競爭：搶奪有限資源，
自我防衛心態下，無法被愛與愛人
競爭，讓我們常常做超乎自己能力的事，「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，就是壓力常常超過腦力的負荷，易怒、思緒雜亂、焦躁不安，」胡海國說。
四月二十七日，一項名為社會行為的藝術實驗在台北上演，藝術家彭弘智的「搶錢計畫」引起注意，因為傳說，參觀者可以免費拿錢。當藝術家推出了推車，觀眾瘋狂地扒下人像上的紙鈔，本能競賽開始，當錢搶光時，大家才發現人像的下半身，竟然是小兒痲痺。
生存成本已經到了臨界點，專家看見的現象是：
一、高生存成本，強迫競爭：薪水不增，所得惡化，不但實質薪資成長率過去兩年連續負成長，而且想在台北市居住，要不吃不喝八年才可能買下一棟房子。教育的競爭更是激烈，九五％的學生想擠進二％的名校，而且私立大學的教育費用是十年前的兩倍。「如果一個人面臨生存忍耐的底線，為保護自己，當然就要想辦法去爭搶資源，」執業二十年的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說。
二、兩道門六道鎖，忘了愛：即使是住在對門，兩道門六道鎖，人際距離越近，越讓人進入防衛狀態，「因為忙碌讓人無法承受過多的人際互動，太多的關心會變成麻煩，最後變成怕麻煩，不敢愛，最後，無法愛自己，也無法愛別人，」在全省推動第一線進行陪讀計畫，基督教救助協會秘書長夏忠堅有這樣的觀察。
社會變遷下帶來的巨變，讓很多人不知為何而戰。電影《六號出口》片尾最後寫著：「如果青春就是註定要不斷的向前跑，他媽的，什麼時候我會跑到出口？」這是導演林育賢下的註腳；知名的女詩人希薇亞．普拉絲，則在〈守夜〉中寫道：
那並非心臟，在跳動，那沉默的隆隆聲，
那叮噹的喧鬧聲，遠處，
並非流動身中的血液，喚起一切騷動⋯
環境巨變，讓人無所適從，但要解剖自殺心靈，不得不正視，腦裡面有個黑暗的黑盒子。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日前公布的報告，去年在六十億的全球人口中，百分之六到七，也就是約四億的人們罹患嚴重、長期，甚至需慢性照顧或安置的精神疾病，「這是全球的問題，而且已開發國家的蔓延率實在可怕，」呂旭亞說。在台灣，約有五分之一的人曾經罹患各類的精神疾病，「若以現有一千八百萬成人人口來看，患有各類精神疾病的人高達三百六十萬人，形成你我生存處境中相當的危機，」胡海國說。
憂鬱及自殺，已是二十一世紀的新國病，「自殺，從科學來講，其實代表了腦部生病了，」胡海國說。
現代腦科學已經可以清楚的分析出，自殺身亡的人身上，腦部出現解剖及化學上的變異：原本在腦中有安定人心作用的血清張力素，在自殺者腦中會出現混亂的訊息，使得整個血清張力素系統出現紊亂失控狀態。「但因自殺是禁忌，大家不願面對這個黑盒子，」胡海國無奈的說。
冰山一角：失落、無助、哀傷
都可能是點燃整箱火藥的小火柴
日前花蓮東華大學有一女學生因為與房東吵架而自殺了，很多人都以為是房東的錯，「要了解自殺，必須先找出自殺背後一箱箱的創傷火藥，而事件通常只是點燃火藥的最後一根火柴，」牧愛生命協會執行長吳美麗說。
之前還有一個事業有成的年輕人自殺未遂，自殺的原因，表面看來是因為感情，但經過心理諮商後發現，真正的火藥，其實是因為他小時候，親眼目睹媽媽被爸爸打下車的事件。
「對於自殺，我們不能有太自以為是的答案，」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江弘基說。他以冰山為例，看得見的原因，只是上面十分一的問題，關鍵常常出在冰山下成年累積的一箱箱火藥庫。
這些危險因子，從個人的人格因子，到親子關係，到家族遺傳，甚至到父母的婚姻關係，都隱藏了看不見的不定時炸彈。自殺可能伴隨任何危機和創傷而來，不能表達的失落，常常向內發展暴力，讓自殺輕易成立。
傾聽聲音：注意四周求救訊息
為生命迷途者留一盞燈
目前，自殺在台灣還是死亡禁忌，即使數字飆到五十年新高點。我們該怎麼辦？「國家不會自動產生新價值、新系統，必須創造制度來改變人心，」林萬億說。目前行政院正在設計制度，準備提撥一百八十億元的經費，解決失業失親等高風險家庭的心理問題。「我們需要健康的國民，不是要偉大的國民，」他說。
一個什麼都失去了，憂鬱或想要自殺的人，在意的不僅僅是解除痛苦而已。他們迫切需要美德、生命的目的、以及生命的意義。引發正向情緒的經驗會使負面情緒快速的消失。
沒有人一心想死，只是旁人能否聽到求救的訊息。當你產生同理心時，你會意外發現，你也正在檢視你存在的價值。自殺是複雜的，對於走在危險邊緣的自殺個人，「我們必須把燈點著，」林綺雲說，「當全世界的人都不愛我時，至少，我愛我自己。當全世界的人都拋棄我時，至少我不拋棄我自己。」
問自己，這一輩子到底要幹嘛？心中有何渴望？生命必須活在生命現場，靠自己找出意義。
去年，每二小時二分鐘就有一人輕生，有四十一萬人曾做出結束生命的行為，自殺，就像你我的鄰居，環繞在身邊……
文●成章瑜--全文引自《商業周刊》
舞台上，獨舞者在空椅上來回穿梭，爭不完的椅子，搶不完的位子，爭執、焦躁、不安、不斷衝突的自我，對應著財富、名利、權勢的喘息聲，心力交瘁…，這是已故編舞家羅曼菲的作品《心之安放》。
不管你看見還是看不見，事情就這樣一直發生。
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在二月時曾推估，民國九十五年，台灣自殺死亡人數飆至四千三百一十三人（編按：最新數據截至六月十日截稿尚未更新），創下五十年新高，也讓台灣的死亡率擠進世界前十五名（編按：係與世界衛生組織公布之數據做比較）。四千三百一十三人死亡的意義，約當7-Eleven遍布於台灣的密度。如果換算以天為單位，等於每天有十二人自殺，等於每二小時二分鐘就有一人輕生，是十年前的二．三倍。
你可能也完全沒有想到，去年一年，台灣有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個民眾曾想過結束生命，有四十一萬六千人確實出現結束生命之行為，其中有十三萬人有兩次以上結束生命的行為，這是國內的精神健康基金會二月七日發表的「二○○六國人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」。
暢銷書作家王文華就在廣播節目中說著，他怎麼樣也沒想到，自己建國中學的那一班，竟然已有三人自殺身亡。主管社會福利政策的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林萬億，打開袖口比畫著，自己的學生手上竟然有十七條刀痕。「台灣人的精神狀態，真的生病了，」台大精神科醫師胡海國說。
心靈匱乏：找不到生命著力點，
自殺成青年族群第二大死因
「台灣正從新貧（new poor），卡債卡奴的近貧（near poor），走到更危險的心貧（heart poor）族，」林萬億說。社會缺乏共識，人心就無所依附，很多人都找不到生命的著力點。
高自殺率數字背後其實隱藏著更大的危機。前年自殺數字產生關鍵的變化——過去幾年自殺人數多在三千人以下，但民國九十四年突破四千人。而且，數字顯示有自殺低齡化現象。以九十四年為例，每一．四天就有一個青少年自殺，自殺位居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族群十大死因第二位；而每十萬人口即有七個青少年自殺身亡。同時，國內已出現多起十歲兒童自殺案例。翻開報紙，父母攜子全家自殺的案件讓人怵目驚心，這也是在國外絕少發生的案型，意謂著對社會支持系統的某種絕望。
民國八十一年台灣股市大崩盤，民國八十四年隨後經濟成長率與自殺死亡率隨即出現「死亡交叉」。自此，經濟成長率一路震盪下滑，民國九十年甚至出現了二．一七％的負成長；自殺死亡率則一路狂飆，至今未息。政大心理系教授許文耀發現，台灣的自殺死亡率是十萬分之十八．八，已逼近國際自殺率紅燈警戒區二十，「目前真的很危險，」他說。
經濟失衡：M型社會兩端
在絕望與欲望中掙扎
「我很憂鬱，已經是這個年代最流行的代名詞，」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說。
金錢遊戲留下了社會失序大問號，進入M型社會，經濟失衡的狀態會更嚴重。貧富差距拉大，靠經濟解決問題的能力降低。其實從最近幾個自殺數字即可看出端倪：
M型左端：攜子自殺的家庭比率增加，這種型態是新貧、近貧加上心貧的全組合，也代表著某種對社會的絕望。
M型右端：社會變遷、資訊爆炸、職場壓力大增，臨床上發現屬於菁英型的自殺案例增加，要求高、欲望大，很多人過不了自己生命困境的那一關。
值得重視的是，「兩年前，九○％至九五％的自殺案例都有憂鬱症或躁鬱症的病史，但現在的案例，是媽媽帶著孩子跳河、全家燒炭自殺，這些顯示台灣社會出了大問題，」心理諮商師，也是淡江大學教育心理系教授呂旭亞說。
「問問你自己，你有多久沒有回家了，有多久沒有打電話給你的親人？」胡海國說。
情感斷裂：社會孤鳥紛飛，
從自我疏離變成人際疏離
除了經濟因素外，根據自殺防治中心的統計，自殺成因中，經濟因素雖是主因之一，但有超過三成的人是因為情感因素，顯示台灣人際網絡出現嚴重斷裂。
台灣都市化越極致，社會孤鳥越多。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，很多人在網路上on line（連線），卻在情感上off line（斷線）」王文華說。「每一個自我，都驚懼於人際關係的痛苦，因為充滿不對稱性及不安定性。我可以對人家不好，但人家不可以對我不好，」自殺防治協會秘書長林昆輝分�R。
自我疏離，變成人際疏離，人心極度沒有關聯。「人生不能只吃一頓生存的飯，」許文耀說。人不只要生存，也要懂得生活和生命是怎麼一回事。「生存，了不起只能安頓；生活，最多只能求安適，但唯有懂得活在生命的現場，人才能真正安定，」他說。
似乎，台灣大多數的人都忘了生命是怎麼一回事。台灣目前的景象是，林萬億形容，就像洩了氣的氣球：「幫助別人沒有熱忱，對社會也沒有很多的承諾。」
陰霾擴散：憂鬱症患者六年增三倍
一人自殺，六人受影響
也許你會問，自殺關我什麼事？根據自殺學之父愛德溫．史納曼（Edwin S. Shneidman）的估計，每一人自殺死亡，估計至少就會影響六個自殺者親友，「因為自殺是會模仿學習的，」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生死所教授林綺雲說。
自殺從來沒有離你我這麼近，四千三百一十三人死亡，意謂著「自殺」已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朋友。「自殺發生時，人與人的複雜關係、緊密關係顯得格外明顯，自殺會擴及及延伸至家庭和更大的社群，不但會引起立即的波動，甚至影響好幾世代，」史納曼說。
通常自殺遺族或周邊的人，會出現五種心理情境：震驚否定、討價還價、憤怒、沮喪、接受。許多人會說，忘了這件事，往前走，「但我們大多無法往前走，我們需要把心裡的話說出來，需要徹底經歷這一切，才能真正走出來，」史納曼說。作家黃春明的兒子黃國峻，曾是才華洋溢的作家，卻在二○○三年，三十歲的時候自殺，提起往事，黃春明依然說不出話來⋯⋯。
電影《末代武士》中，日本天皇問湯姆．克魯斯，「勝元武士是怎麼死的？」湯姆．克魯斯回答，我不能告訴你他是怎麼死的，但我可以告訴你，他是「how to live（如何活的）」。
「今天，此時此刻，甚至這些年，我們到底怎麼活著？」連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江弘基也疑惑的問。台灣憂鬱症，六年間激增三倍，有一百九十萬人飽受憂鬱症之苦。根據兒福聯盟公布的「媽媽辛苦指數調查」，亦發現五成六的媽媽認為自己的辛苦達到「過量級」，三成四的高風險家庭媽媽想自殺。台灣的離婚率，二十年來也成長了兩倍。
強迫競爭：搶奪有限資源，
自我防衛心態下，無法被愛與愛人
競爭，讓我們常常做超乎自己能力的事，「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，就是壓力常常超過腦力的負荷，易怒、思緒雜亂、焦躁不安，」胡海國說。
四月二十七日，一項名為社會行為的藝術實驗在台北上演，藝術家彭弘智的「搶錢計畫」引起注意，因為傳說，參觀者可以免費拿錢。當藝術家推出了推車，觀眾瘋狂地扒下人像上的紙鈔，本能競賽開始，當錢搶光時，大家才發現人像的下半身，竟然是小兒痲痺。
生存成本已經到了臨界點，專家看見的現象是：
一、高生存成本，強迫競爭：薪水不增，所得惡化，不但實質薪資成長率過去兩年連續負成長，而且想在台北市居住，要不吃不喝八年才可能買下一棟房子。教育的競爭更是激烈，九五％的學生想擠進二％的名校，而且私立大學的教育費用是十年前的兩倍。「如果一個人面臨生存忍耐的底線，為保護自己，當然就要想辦法去爭搶資源，」執業二十年的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說。
二、兩道門六道鎖，忘了愛：即使是住在對門，兩道門六道鎖，人際距離越近，越讓人進入防衛狀態，「因為忙碌讓人無法承受過多的人際互動，太多的關心會變成麻煩，最後變成怕麻煩，不敢愛，最後，無法愛自己，也無法愛別人，」在全省推動第一線進行陪讀計畫，基督教救助協會秘書長夏忠堅有這樣的觀察。
社會變遷下帶來的巨變，讓很多人不知為何而戰。電影《六號出口》片尾最後寫著：「如果青春就是註定要不斷的向前跑，他媽的，什麼時候我會跑到出口？」這是導演林育賢下的註腳；知名的女詩人希薇亞．普拉絲，則在〈守夜〉中寫道：
那並非心臟，在跳動，那沉默的隆隆聲，
那叮噹的喧鬧聲，遠處，
並非流動身中的血液，喚起一切騷動⋯
環境巨變，讓人無所適從，但要解剖自殺心靈，不得不正視，腦裡面有個黑暗的黑盒子。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日前公布的報告，去年在六十億的全球人口中，百分之六到七，也就是約四億的人們罹患嚴重、長期，甚至需慢性照顧或安置的精神疾病，「這是全球的問題，而且已開發國家的蔓延率實在可怕，」呂旭亞說。在台灣，約有五分之一的人曾經罹患各類的精神疾病，「若以現有一千八百萬成人人口來看，患有各類精神疾病的人高達三百六十萬人，形成你我生存處境中相當的危機，」胡海國說。
憂鬱及自殺，已是二十一世紀的新國病，「自殺，從科學來講，其實代表了腦部生病了，」胡海國說。
現代腦科學已經可以清楚的分析出，自殺身亡的人身上，腦部出現解剖及化學上的變異：原本在腦中有安定人心作用的血清張力素，在自殺者腦中會出現混亂的訊息，使得整個血清張力素系統出現紊亂失控狀態。「但因自殺是禁忌，大家不願面對這個黑盒子，」胡海國無奈的說。
冰山一角：失落、無助、哀傷
都可能是點燃整箱火藥的小火柴
日前花蓮東華大學有一女學生因為與房東吵架而自殺了，很多人都以為是房東的錯，「要了解自殺，必須先找出自殺背後一箱箱的創傷火藥，而事件通常只是點燃火藥的最後一根火柴，」牧愛生命協會執行長吳美麗說。
之前還有一個事業有成的年輕人自殺未遂，自殺的原因，表面看來是因為感情，但經過心理諮商後發現，真正的火藥，其實是因為他小時候，親眼目睹媽媽被爸爸打下車的事件。
「對於自殺，我們不能有太自以為是的答案，」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江弘基說。他以冰山為例，看得見的原因，只是上面十分一的問題，關鍵常常出在冰山下成年累積的一箱箱火藥庫。
這些危險因子，從個人的人格因子，到親子關係，到家族遺傳，甚至到父母的婚姻關係，都隱藏了看不見的不定時炸彈。自殺可能伴隨任何危機和創傷而來，不能表達的失落，常常向內發展暴力，讓自殺輕易成立。
傾聽聲音：注意四周求救訊息
為生命迷途者留一盞燈
目前，自殺在台灣還是死亡禁忌，即使數字飆到五十年新高點。我們該怎麼辦？「國家不會自動產生新價值、新系統，必須創造制度來改變人心，」林萬億說。目前行政院正在設計制度，準備提撥一百八十億元的經費，解決失業失親等高風險家庭的心理問題。「我們需要健康的國民，不是要偉大的國民，」他說。
一個什麼都失去了，憂鬱或想要自殺的人，在意的不僅僅是解除痛苦而已。他們迫切需要美德、生命的目的、以及生命的意義。引發正向情緒的經驗會使負面情緒快速的消失。
沒有人一心想死，只是旁人能否聽到求救的訊息。當你產生同理心時，你會意外發現，你也正在檢視你存在的價值。自殺是複雜的，對於走在危險邊緣的自殺個人，「我們必須把燈點著，」林綺雲說，「當全世界的人都不愛我時，至少，我愛我自己。當全世界的人都拋棄我時，至少我不拋棄我自己。」
問自己，這一輩子到底要幹嘛？心中有何渴望？生命必須活在生命現場，靠自己找出意義。
